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加强反腐肃贪，以“八项规定”“反四风”整顿作风，各地的贪污腐败、奢靡浪费和侵害群众利益的乱象得到了明显遏制。同时应该看到，一些官员将严守规定、不违反纪律异化成不作为，“平平安安占位子，舒舒服服领票子，庸庸碌碌混日子”的庸官思维开始抬头。实际上，中国从古至今都认为庸官的危害丝毫不逊于贪官，官员职责在身，理当有所作为，金末元初的文学家元好问所讲的“为官避事平生耻”是中国社会对于为官的基本看法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国家对于庸官不仅持贬斥态度，在法律上也有相应的惩治措施。《白氏长庆集》有“不修桥判”一则，讲某刺史在冬天看到有徒步过河者，怜其寒冷艰难，亲自搀扶到自己的车上渡过了河。情形看上去很感人，可刺史非但没有受到褒奖，还被地方军政长官观察处置使追责，理由是刺史“不顺时修桥”。而《唐律·杂律》则有“失时不修堤防”之规定：地方官员在应建桥的地方不建，杖七十；如果是因不建桥而造成人们无法过河“停废行人者”，则要杖一百。刺史不尽职责，在该建桥的地方不建桥，影响行人通行是不作为，理应受到法律制裁。清代文学家纪昀也曾借阎王之口批评庸官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载：一官死后，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，从不收礼，所以无愧鬼神，“虽无功，亦无罪”。阎王却说：“公一生处处求自全，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，非负民乎？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，非负国乎？三载考绩之谓何，无功即有罪矣。”
“无功即有罪”，可谓是古人对于庸官的基本态度。清末陕西按察使樊增祥甚至提出了“老实之害甚于贪酷”的观点。这是樊增祥多年从官的用人经验的总结。当然，樊增祥并不是说贪酷好，而是通过比较更加突出庸官“不为”的坏处。所以说，古人也明白廉洁是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懈怠了本职工作，“廉而不勤”也应该受到惩罚。
现在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。改革越到紧要关头，事业越到十字路口，就越需要领导干部在位有责、挺身发力。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，自当在其位谋其政，既廉又勤，既干净又干事。“为官不为”影响改革效率，降低政府公信力。庸官懒政必然导致错失改革发展良机。
2009年中央颁布《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》，2014年将治理“庸官懒政”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为此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我们做人一世，为官一任，要有肝胆，要有担当精神，应该对‘为官不为’感到羞耻”。李克强也讲：“对于忽视民生、为官不为的‘庸政’‘懒政’，要‘动刀子’、‘出重拳’，公开曝光，坚决追责。”2014年6月，国务院启动治理庸官懒政的“大督查”，2015年公布的第二批核查问责不作为名单中24个省（区、市）依法依规对249人进行问责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。在具体制度方面，中央一方面通过确定工作目标、定期查访、等级评定等方式强化绩效考核措施；另一方面施行离任审计、述职述廉、巡视巡查等防止庸官懒政。此外，还运用物质、精神的激励机制，以及培育职业道德等措施提高官员的担当精神，这些措施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成效。除了以上这些内部防范措施之外，加强外部监督机制也很必要。
首先，要加强人大对庸官惰政的监督。监督政府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权力，是促进政府依法行政、防止“为官不为”的重要手段。人大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要强化政府工作计划、规划的完成情况的审议；重视对“不作为”行为的监督；对政府一些涉及民生的工作加以督促。通过人大监督方式、监督手段的科学化，增强人大监督“庸官惰政”的实效性。
其次，重视群众对“庸官惰政”的意见与建议，特别是通过网络对于庸官行为侵及自身利益的反映意见。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，对互联网监督，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，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，不仅要欢迎，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。行政机构应当要建立民意收集与落实的规范。
第三，继续加强政府信息的公开。政府信息公开是群众实现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条件，也是营造良性的政府与公众关系的重要保障。将政府工作暴露在群众监督之下，一方面能让官员有压力感、有敬畏心，从主观方面防范惰政，另一方面可以丰富群众知情知政的信息量，有效加强社会舆论对“为官不为”现象的监督。
因此，反腐与治庸要两手一齐抓、两手都要硬，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双管齐下，才能督促官员依法行政、清廉尽责。（卫霞 作者系省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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